飞机降落在泰国清迈机场，汉语随着机舱的关闭而消失，手机成了一只钟表，我们果真已经到达异国他乡。进入机场入境通道，除了滚滚热浪之外，所见一切与我想像中的摸样有些出入。此行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团，国内负责对外联络的导游在彬彬有礼地收取了因为延迟送达护照的四百多元加急处理费后，早已在昆明国际机场向我们告别消失。因为迎接我们的泰国同胞无法进入海关通道，意味着落地清迈的事宜将由我们比手划脚自行完成。
在机场海关遇到一些身材玲珑的地勤人员，极其耐心又极其缓慢地帮助我们填写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的入住酒店、街道牌号等等之类的东西。如果按照中国逻辑，因为这些泰国人并没有收取我们的费用，也不是我们的随行翻译，他们并没有义务帮助我们这群泰文和英文双重文盲完成诸如此类耗时费力的事情。填写完各种表格之后，进入海关。可能因为这里属于公共场合，除了汉语之外几乎听不到很大的声音。当然，操着汉语的同胞们，似乎也很快发现了这些小小的细节，自觉压低了说话的声音。海关工作人员有男有女，胖瘦不一，不像国内的空勤和地勤人员有着标准的身材和标准生硬的笑容。尽管他们看似其貌不扬，但和善的态度和笑容似乎都发自内心，并且按照各国签证的不同用英语或者汉语向客人致谢或者问候。
▲在云端
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有点好起来。在提取行李准备走出机场时，带队的丽江傈僳学研究会会长和文琴大姐提醒我们换上传统服装，一是为了便于互相照看，二是因为泰国傈僳族同胞正在机场出口盛装列队等待我们的到来。泰国傈僳族主要生活在北部清迈、清莱、夜丰颂等地。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在中国的云南。十七世纪中叶，傈僳族开始从中国云南向缅甸方向流动。大约在一百年前，一部分傈僳人从缅甸辗转进入泰国，并逐步成为今天的泰国公民。他们如今还有一部分被归为泰国山地民族的行列，大部分则是泰国公民，泰国政府承认傈僳族的族称，并允许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传播自己的传统文化，尊重傈僳族自己认为来自中国的历史。
大约在公元年，三支傈僳氏族先后出现在缅甸与泰国交界的登劳山脉上。他们是傈僳荞氏族（荞姓，自称“刮帕”）、傈僳鱼氏族（余姓，自称“汪帕”）、傈僳木氏族（木姓，自称“四帕”）和傈僳蜂氏族（自称别帕，蜂姓、唐姓、丁姓）。这些傈僳氏族一支来自缅甸抹谷，一支来自缅北“勒木勒京”，一支来自中国龙陵的木城坡。他们都是历朝历代中国远征缅甸的傈僳族士兵之后裔，其中以远征麓川较为闻名。麓川本是今日瑞丽，元末明初，这里有一思氏家族兵强马壮，屡屡与中央政权对抗。明朝先后派出云南沐氏、蒋贵、王骥等将领率军征伐，自年起，思氏家族依靠熟悉的地形和炎热丛林，与明朝军队进行了长达60多年的对抗。傈僳族大约从明朝军队第二次征伐麓川土司的年开始向西迁徙戍边，直至清朝道光年间仍未结束。年出现在登劳山脉的傈僳人，就是明清时期远征缅甸的傈僳部落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曾经世代防守在中国与缅甸的边境上。
这些部族之所以在年前后历经百里辗转进入泰国北部山脉，是缅甸境内傈僳氏族战争的影响以及中国改朝换代、氏族戍边的历史已经结束的原因。这些部族中首先进入泰国境内的是傈僳蜂氏族，他们进入泰缅边境的登劳山地是为了种植罂粟。那时他们并无国家边界的意识，为了获得更加广阔的适合罂粟生长的山地，不断从缅甸境内向东迁徙进入泰国。大约年前后，泰国军警发现了在登劳山脉的密林中种植罂粟的傈僳部落，军方派出工作人员前去查看，由于当时的傈僳人不会说泰语，双方语言不通，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泰国军警以抗拒上交鸦片税为由抓捕了11名傈僳人，后来关押在清迈的一所监狱里，长达十年。傈僳人认为这是泰国人军事进攻的前兆，丢弃罂粟田地和房舍进入缅甸一侧积极防御。当时生活在缅甸抹谷的傈僳鱼氏族首领“阿吾”是闻明遐迩的傈僳歌手，并且懂得包括泰国语、缅甸语等四种当地语言。“阿吾”因为唱歌的声名和良好的个人道德逐渐成为鱼氏族的首领，由于他来自“抹谷”而被当地傈僳人称为“阿吾抹谷”。后来傈僳人再度进入泰国境内，明白泰国军警到达这里只是前来收取鸦片税，并无发动战争之意。通过首领“阿吾抹谷”与泰国军警交涉沟通，第一批傈僳人得以在清莱府的会晒和清迈府的迈登两地居留，他们主要以种植罂粟赖以生存，并向泰国政府纳税。在泰国政府禁绝罂粟种植之后，那里的傈僳人转为种植咖啡、玉米、甘蔗、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为生，由此繁衍生息。
▲年前后的泰国傈僳族
傈僳族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同化的民族，她成为泰国民族的过程似乎有些戏剧性。傈僳族的几个氏族到达泰国北部后，拒绝与当地主流社会往来，坚守着他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了打破这种族群壁垒，就像中国政府的做法一样，泰国政府要求山地民族进入泰语文学校学习，期望包括傈僳族在内的山地民族融入泰国社会之中。可是结果就像年前后国民政府在中国傈僳族地区开展汉语教育导致傈僳族激烈对抗的案例一样，生活在泰国山地的傈僳人并不愿意进入泰国语文学校学习。无奈的泰国政府以终身豁免兵役作为条件鼓励傈僳人学习泰国语文，之后在“阿吾抹谷”的支持说教下，才有一部分傈僳人走出山地进入泰语学校。泰国政府也恪守诺言，不仅派出直升机从清迈府、清莱府所在地来往于迈登、会晒等地空运接送傈僳族学生，而且还向那些第一批进入泰语学校学习的傈僳人颁发了兵役豁免证。傈僳鱼氏族首领“阿吾抹谷”也因为协调傈僳族内部纠纷和教育鼓励傈僳人与泰国民族和平共处方面做出的贡献，于年被泰国皇室授予银质白象勋章。闻名一时的首领“阿吾抹谷”已经于年去世，他的后代——如今大名鼎鼎的傈僳族博士阿萨普的家族，仍旧持有泰国政府授予的终身兵役豁免证书，据他自己说，此证无期限永久有效。到年，泰国的傈僳族已经发展至8万余人，绝大部分拥有泰国居民证，泰北地区也成为当今全球傈僳族地区平均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据汪纳伟将军介绍，公元年他们将为傈僳族进入泰国周年举行一场纪念活动，以此希望年轻人们学习和铭记自己族群的历史。
▲阿吾抹谷和他的妻子（大约拍摄于年）
傈僳族生活在泰北三个府的十多个县城，他们的祖先在年前后开始接触到基督教，因此泰国傈僳族社区与中国的傈僳族社区一样有两种宗教并存，即信奉天地万物有灵的傈僳族传统宗教和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两种宗教的傈僳人都操着共同的语言，日常行为准则却又有明显差异。但是无论信仰传统宗教还是信仰基督教，傈僳族群又共同遵守着泰国这个具有佛教传统的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以佛教徒为基础融合了民主政治的泰国国家政权并没有用武力消灭和强制限制其它宗教的打算，显现出真正的和而不同。至今，生活在泰国的极少部分傈僳人也信仰佛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乘佛教。
上个世纪，为在泰国争取民族认同和识别，在阿萨普、汪纳伟、汪达吾等泰国山地傈僳族精英人士的努力下，泰国政府允许他们前往中国寻根，但是政府要求届时列出足以说明泰国所称“傈僳”与中国的“傈僳族”是同一氏族的历史文化证据。为了证明这一点，汪纳伟、汪达吾、阿萨普等泰国傈僳族精英人士在几乎没有任何官方外交协助的情况下，自年开始以旅行者的身份在中国西部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寻亲行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阿萨普甚至辞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之职，他们在中国西部的大理、丽江等地旅行，在街市上尝试用傈僳语向当地人交流。年，终于与中国的傈僳族组织取得了联系，由此开启了对话的大门，中国与泰国傈僳族的民间文化交流也从此开始。我于年12月20日傈僳族阔时节期间，缘于和文琴大姐的介绍在丽江认识了汪纳伟和阿吾，此行正是受他们的邀请赴泰国交流“濮帕巴帕——关于傈僳族祖先和迁徙的几个问题”。
▲拜县傈僳族招魂祈福仪式（约拍摄于年）
2一年一度始相见泰国的傈僳族同胞正等候在清迈机场的出口。他们穿着传统盛装，捧着花环以接待贵宾的礼节迎接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傈僳人开来十多辆日本丰田皮卡车，既可载人，也方便运输行李。因为泰国傈僳族绝大部分不懂汉语，我们又不懂泰语和英语，傈僳语因而成了唯一的对话工具，我为傈僳语言能够在这里流畅交流而感到振奋，感觉彼此熟悉的母语忽然将两个国家的傈僳人拉近了距离，如同找到了失散很久的亲人。这时清迈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穿过繁华的街道前往泰国同胞为我们安排的酒店。在前往酒店半个小时的行车路途中，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听不到汽车喇叭声响的城市。人们不紧不慢，礼尚往来，行人和车辆，车辆和车辆都在彼此谦让。事实上后来在泰国的很多日子里，我都没有听见过汽车喇叭声。这些生活细节在告诉我，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它拥有为这个国家由衷感到自豪的自觉保持谦和礼让的国民。
已经记不清入住的酒店叫什么名，只记得这是一个欧洲风格的酒店，白色、陈旧、干净。一楼有宽敞的餐厅，二楼有会议室，会议室外露天阳台和英国式栏杆面前是一株巨大的热带乔木，我们到达酒店的这一刻，树上栖息的几千只鸟儿在夜幕中飞扑路灯照耀下的飞虫，鸟儿的欢叫响彻夜空。酒店大堂里很多傈僳人穿着盛装，吹着葫芦笙、弹着三弦琴，跳着舞蹈、捧着鲜花迎接我们。这些傈僳人驱车百里之遥，大部分来自清迈府北部、清莱府以及夜丰颂府的谷地山间。尽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信仰了基督教，但是他们并未放弃傈僳族的传统文化，此刻他们吹响葫芦笙，和着三弦琴在用傈僳语歌唱：“蜜蜂嗡嗡吻花蕊，飞回一对吉祥鸟，树叶返绿春风吹，一年一度始相见。”这短短的歌词保持着傈僳族传统诗歌借物寓意，委婉抒情的风格，人们满面笑容，和着歌声牵手起舞，迎宾的舞步低沉，曲调优雅，与泰北温暖的夜色融为一体。
歌舞是隐藏在傈僳人血液深处的一朵花，它会可能随时醒来，随处开放。之前汪纳伟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基督教传入泰国傈僳族社区后，西方传教士曾经反对那里的傈僳族使用传统乐器葫芦笙和三弦琴。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因为一旦吹起葫芦笙、弹起三弦琴，傈僳人就如无法控制隐藏在深部的歌舞之花，三三两两自发集结举行他们盛大的集体歌舞——“刮克”。传教士们知道“刮克”就是起初没有文字的傈僳族传承族群历史文化和精神记忆的方式，而传统古歌大部分又是以赞美天地众神为基本精神的，因此传教士们认为傈僳族的这一传统与基督教精神有所冲突。也许是为了清除傈僳族的传统文化记忆，也许是西方人不喜欢看到傈僳人聚在一起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地唱歌跳舞。总之是以我们不知道的某种原因，提出建议傈僳族基督教徒放弃使用传统葫芦笙和三弦琴的观点。可是泰国傈僳族中也不乏精通《圣经》和深谙西方生活方式之人，这些傈僳人在某次教会上公开反驳西方传教士的观点，他们说：“既然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白种人可以使用吉它、手风琴，同样是琴，为什么信仰上帝的傈僳人就不能使用自己的传统乐器？”西方基督徒无以应答，只好报以掌声。傈僳人的观点因此占据了上风，基督教泰国傈僳族社区也便由此得以保留了难得的本民族传统歌舞。而在我们共同的邻居缅甸，傈僳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他们自我消耗和外来同化，族群传统文化在基督教社区几乎已经绝迹。当然在中国与泰国的影响下，近年来缅甸傈僳族也开始掀起回归传统文化的热潮，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也正在努力向祖先的生涯和智慧靠近。
▲主办方泰国傈僳族环境与文化委员会致欢迎词
阿吾先生在人群中看到了我，走到面前热情拥抱，像亲切的兄弟，他的身上挎着维西傈僳族的“腊表”（绣花袋子）使我倍感亲切。阿吾也是傈僳鱼氏族成员，他来自清迈府西部的拜县，他的夫人是张姓汉人，如今已经融入当地的傈僳族文化圈之中，夫妻二人都在为傈僳族文化的互动和发展倾尽力量。汪纳伟先生走过来，在我们尊敬的和文琴女士、汉刚老师以及中国各地傈僳族学会代表的胸前别了一朵鲜花，可能代表贵宾之意。我感觉此时鲜花正开，香味扑鼻。
众人短暂寒暄之后，阿吾开始在酒店大堂分发匙牌，我和维西蜂玉程大哥住一房间，蜂大哥性情中人，热情憨厚，我俩在同泰国同胞们一起下完几辆皮卡车上的行李之时，我国的傈僳男同胞也没有闲着，主动积极，表现十分良好。当我们集体完成体力活回到属于自己的房间时，我发现我的相机不见了。尽管相机并不昂贵，但却是我此行必须的装备之一，还有我的身份证件也在这个包里，我感到很着急，不知道如何是好。阿吾先生敲开了我们的房门，询问谁落了一个包？果然是我的，虚惊一场。阿吾后来告诉我，泰国的傈僳族社区几乎没有盗窃案件和刑事案件，人们路不拾遗，可以夜不闭户。
泰国同胞为我们安排的是一场西式晚宴，圆形的桌子上铺着洁白的餐布和干净铮亮的餐具。灯光不明不暗恰到好处。我感到这是一个被西方生活和观念影响很深的国家。重温浅薄的世界史知识，明白了尽管泰国现代史上没有被西方殖民统治的经历，但是由于相邻国家分别是法国和英国殖民地，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受到影响而具有了西方风格，也在情理之中。这是一场欢迎宴会，在主办方泰国傈僳族环境与文化委员会成员登台自我介绍并逐一介绍了会务组织主要联络员、后勤乃至随行医生之后，来自缅甸各邦和来自中国云南、四川两地的傈僳族同胞依次登台亮相，有的用各地傈僳语自我介绍，有些用歌声表达相见之感。
桌子上没有大鱼大肉，菜肴基本是吃完再加，把握到每个人都吃饱时，桌子上的碗碟也空了，因为泰国气候炎热，吃剩下的饭菜不可能留到下一顿，每个人自发的具体行为表达了对食物的珍惜和尊重。席间我看到一群穿着傈僳服装的白种人，他们也在用流利的傈僳语进行交流，有个女士甚至上台演唱了一首傈僳语的赞歌。后来才知道其中几个白种人少年时代生活在傈僳族社区，令我吃惊不小。在这休闲、缓慢的晚餐中，我也高歌了一曲“阿尺目刮”算是代表维西傈僳人民报了个到。
▲泰国清迈府副省长苏瓦（音译）出席会议开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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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神的骨骼上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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